| 作者: | 来源: | 曾奇峰公众号 | 日期: | 2018-09-10 | 点击数: | 300 |
但现在这事没这么简单。当某种对潜规则的疑虑浸入这份心意，送礼就变成了折磨。送不送？怎么送？送多贵？……这一系列问题，让心意变成深埋心底的暗流。尤其是一到教师节，这暗流就会冲破地表，让许多家长殚精竭虑。
因为送礼这事，不仅仅关乎自己想不想送，还关乎到其他人会怎么行动。
比如
我不想送，但如果其他人送了，我的不送也许会在老师那里显得尤其突出和具有敌意；
如果我送了，其他人也送了，那送的不出彩，又仿佛失去了送礼的意义。
如果你说：“问问别人送不送，如果别人说不送，那你也就可以不用发愁了。”
问题是，当其他家长说不送时，我真的敢信吗？
这个看起来让人觉得憋屈的送礼猜疑链，似乎没有解。但或许比起解开这个送礼猜疑链来说，为什么会陷入这根链条，更值得我们分析。
PART01
隐形的排名与权利恐惧
几个月前，一段某小学家长群里流出的家委会竞选对话震惊了整个朋友圈。为了成为家委会的负责人，小朋友的父母纷纷神龙现身，从国内名校学霸到500强企业高管，再到手握几十套房产的拆迁巨富，以及据说控制几十亿资金可把对方茅台股票砸停的金融大鳄，一个家委会的名额，激活了数个家庭的最高战备，阵容令人乍舌。
至于吗？是首先冒出来的问题。据说成为家委会，孩子发展需要的各类信息、机会都会优先获得。教师节不是竞选家委会，但对于家长而言，不代表在老师的心里，没有一个“隐形”的名单。隐形的名单里，上榜的名额或许也有限额，因为老师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对于家长来说，这些名额连带着的是老师对重要资源的分配，之所以要想方设法的送礼，就是怕自己从这个名单上掉下来，从而失掉了能为自家孩子争取的资源。所以，并不只是孩子总在备受“在不在前十名”这个要求的煎熬，对于父母来说，孩子的老师就是象征层面的更大的“父母”，自己也要努力在他的心里“排进前十”。
我们不难体会到父母们的焦虑。如果我们能把这份焦虑拆开来看，里面也许有两个部分。一是对于权力的恐惧：我们难以相信权力会公平公正的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小孩。这种不相信，也许来自过去的多种经历，在职场里的，在公共服务体系里的（比如医院、警局），父母们见过太多不公平，所以尽管老师并不想收礼，家长仍会把已经形成的印象投射给自己孩子的老师；另一种可能，则是老师已经内化了这个职业“拥有特权”、“需要送礼”的属性，并将它投射给家长，而家长认同了老师。
不论是投射“老师必定要收礼”的家长，还是认同了老师“家长必须送礼”的逻辑的家长，也许本质上，都是将老师放在了“全能父母”的位置上，而过度的阉割了自己在孩子教育上的功能。当家长认为，老师是孩子未来的唯一出路时，不需外力推动，他就会自动走入“送礼猜疑链”。因为此时的“送礼”已经和表达感谢无关，它成为了为孩子求生存的唯一途径。
显然，这个选择与家长们内心里的故事剧本有关，也和家长们对现实的认知和改造能力有关。
PART02
出让功能、控制与自身焦虑
除了权力恐惧，父母焦虑中的主要成分，莫过于怕孩子落后。然而孩子是否会落后，显然并不是全部由学校老师来决定，更不是由别人家的孩子来决定。然而恰恰是因为觉得“别人家有没有送礼”决定了自己孩子的排位，老师有没有给予特殊照顾，定性了孩子的前程，所以才会在送礼这件事上，与他人猜忌不休，消耗如此巨大的心理资源。
客体关系学派早已通过观察和临床实践发现，孩子在3岁以内形成的人格，与依恋关系的模版，决定了孩子日后发展的基础。比如，当孩子在好奇探索世界时，如果父母关系不稳定，孩子就会关闭探索模式，开启警戒模式，因为她感到世界不安全。
如果一个孩子能在人格形成的关键期，在足够平和安全的环境里，得到来自父母得当的照顾，孩子就能形成稳稳当当的心理基础，为日后的探索学习能力铺好路。因此。孩子成长发展的最关键的部分，是先在家庭里被塑造，然后才在学校中被强化或修正的。而非完全交托给学校和老师。
家庭是最重要的土壤。如果这部分没有做够，即使父母给老师送的礼再多，再怎么特殊照顾，也无法成为孩子成长问题的解药。
这一点并不少见。许多父母是教师或领导的孩子，也常见各种发展困惑，这充分说明，孩子发展的好不好，核心仍然是孩子的内部建设有没有做足，而不是父母到底在外部占取了什么资源。
所以，当父母一味的寄望于老师时，这其实是潜意识里想要出让自己教育孩子的权责，希望由老师来完全为孩子的发展负责，当父母想要阉割自己的功能，变成对孩子教育“无能为力”的大宝宝时，送给老师的这份礼，就不再是表面上的为了孩子，而更像是在为自己送的。通过向老师行贿，进而回避掉自己的功能和责任。
这也是为什么好多老师也并不愿意收家长的礼，因为能察觉的到这礼的背后，那些隐秘的控制和责任转移，好的老师更愿意清清白白的做好自己的角色，而不被父母的期望所左右。
事实上，老师通常喜欢的，是那些学习积极主动，总能创造优异成绩的孩子，不是吗？试想一下，一个老师带了一个班，班里的同学全是学习成绩不咋地但是家长很爱送礼的，你觉得老师会感到自豪和骄傲吗？如果他真为此开心，那么我们也有理由怀疑他真实的身份，到底是老师，还是蝇营狗苟的谋利者。
所以，父母那份送不送礼，怎么送，送多少的焦虑或许并不仅仅只是为孩子，更多的也许是为自己。那是为了自己的什么呢？比如，因为担心孩子的落后，而让自己的骄傲被打碎，而这恰恰体现了父母将自身价值与孩子的过度捆绑。父母的骄傲更多的应该是从自己的身上得到满足，对孩子，能否支持孩子得到他所需要的，才是重点，在这个重点面前，父母的骄傲与否，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其次，或许正是因为在其他方面爱孩子，培养孩子受到挫折，才会如此在意这个送不送礼的行为。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能创造性的通过许多途径让孩子的发展获得支持，送不送礼就根本没那么重要。奥巴马的母亲在困苦的环境里，独自抚养奥巴马长大，并为他培养了坚韧的人格，使他有底子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黑人总统，他的妈妈凭借的并不是送礼带来的特殊照顾，也不是显赫的家庭财富，而是日常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用心支持影响孩子的瞬间。
因此，夸大“送礼”的重要性到独一无二，为了“是否送礼”绞尽脑汁，恰恰反映了我们作为父母的本末倒置，以及对爱孩子的方式的匮乏与无能为力。
最后，对给老师送礼的态度，反应了父母是如何认同了学校之外的利益斗争规则，并试图将它内化到与孩子有关的环境里的。孩子能很好的成长，一个重要条件是：他只需要关注和处理他现有阶段的问题，而不需要提前知道社会竞争规则的残酷。但将送礼变成宫心计的过程，或许扭曲的不仅仅是家长，还会蔓延影响到孩子将如何看待集体。
世界很大，资源很多，内心丰富的父母，才会支持孩子培养出丰富而自如的内心，这种自如，这种确信“没有了可以再创造；眼前虽失去，未来还会有”的心态，就是自信。而当我们的内心开始匮乏，即使我们拥有很多钱，我们能想到的，也只是如何送礼拼过人家，如何通过送礼控制老师，而不是“即使不送礼，不花力气去猜疑，我们一起还能为孩子再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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