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来源: | 日期: | 2010-06-04 | 点击数: | 235 |
心理学研究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包含多重自我———每个自我拥有不同的需求和愿望，互相争夺控制权。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追求幸福的道路更加艰难。如果两个自我的需求不同，一个自我能否束缚另外一个？“好的自我”获胜是否总是好事情？外人（比如雇主和政府）是否应该参与这场人格的冲突？
想象一次漫长、恐怖的补牙手术。你躺在椅子上，紧握拳头、大汗淋淋———然后牙医告诉你，“手术完毕，你可以回家了。但如果你希望，我乐意最后给你施加一点儿小小的疼痛。”牙医先生并非虐待狂，他这样问是有道理的。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针对疼痛记忆———比如结肠镜检查———进行了一些列研究。他发现，当我们回忆痛苦事件时，深受结尾时的痛苦程度影响，因此，即使前面的痛苦程度完全相同，以轻微痛苦结束的事件相比以极端痛苦结束的事件会给我们留下更正面的记忆。在牙医提出建议时，你当然希望拒绝，但是，长远地看，勇敢接受建议是最好选择，因为，你对这一事件的整体记忆将大为改观。
类似矛盾情况随时在发生。如果你问任何人，什么让他们更快乐，工作或度假？他们通常会提醒你说，他们工作是为了赚钱，然后把钱用于度假。但是，如果你给他们一个不定时呼叫的呼机，让他们听到呼机响时记录下当时的情绪，结果，你将发现，多数人在工作时其实更快乐。工作通常是社交性活动，需要积极参与；而度假通常无聊而充满压力。相似地，如果你问人们他们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是什么，超过1/3的人会回答孩子或者孙子孙女，但是如果让他们用日记记录快乐时光，结果会发现，照顾孩子的工作令人沮丧，做父母稍微比做家务幸福一点，远不如性爱、社交、看电视、祈祷、吃东西、烹饪。
“什么让人们幸福？”这个问题古而有之，但现在有另一种研究幸福科学的新方法，它建立在心理学、哲学、经济学、神经学和新兴的神经经济学研究成果基础上，采用各种新方法———用呼机、日记、大脑成像等———探究各种生活体验的情感价值，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是最令人好奇的是人们对幸福的不同看法。我们过去认为，回答“如何才能幸福”这个问题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决定幸福的标准。但事实上，幸福与否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我”的定义。许多研究者现在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多个互相竞争的“自我”；某个自我的幸福往往造成另一个自我的痛苦。这一理论也许可以帮助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疑问，比如，为什么毒瘾或强迫性行为如此难以戒除，为什么我们会把大量时间耗费在并不存在的世界———比如电视节目、小说、电子游戏。
像任何一个器官一样，脑本身也可逐渐划分成更小的部分，比如皮层内包含视觉皮层，而后者又由更小组织构成，如此划分到最后剩下神经元———构成大脑的最基本单位，它们的活动就是思维。神经元由轴突和树突组成，再细分下去直到分子。这种层次结构使心理学和神经学研究成为可能。依据在于，整体（智慧、决策、情感、道德感）的属性可以通过“零部件”的互动理解。这类似电脑工作原理；有理由相信，这也是人体的工作原理。
一些学者认为，虽然大脑包括神经支系统（或者叫做模块）———专门处理特殊任务，比如识别面孔，理解语言等———它也包含一个自我：所有支系统的首席执行官。哲学家杰瑞·弗多曾这样解释：“如果我的脑袋里有一堆电脑，那么最好也有一个管理这些电脑的家伙；祈祷上帝，这个家伙最好就是我。”更激进的学者认为，我们的脑是由无数小部件组成，所谓性格、荣耀、自由意志根本不存在。甚至，所谓自我这个概念根本存在。
我感兴趣的观点介于两重极端之间。它承认脑创造自我，这个自我能经历时间考验，有一定稳定性，能够计划未来。另一方面，它不认为每个人只有一个自我。相反，在每个头脑中，不同的自我持续出现，又消失。它们有着不同的欲望，相互争夺控制权。
不同自我存在于个体中的概念并不新鲜。柏拉图学说中可以找到起源，18世纪又得到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详尽阐述。休谟说：“如果要给灵魂打比方，共和国或联邦最为贴切———多名成员由一个互利互惠的政府连接起来。”诗人惠特曼的比喻更简练：“我庞大，我包罗万象。”
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用一个简单故事表达了这一概念：孩童时，我看了一部关于拜尔德将军南极考察的电影，让我深受震动的是，他在童年时就穿着短袖在户外，锻炼对寒冷的承受能力。那天晚上，我决定少盖床被子。那个决定少盖被子的男孩是个温暖的男孩；另一个男孩半夜被冻醒，决定从明天开始加回被子。第二天上床时，做决定的仍然是那个感觉温暖、梦想远征南极的男孩，因此他总是拒绝添加被子。 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数不胜数。每个人都有类似经历。与此同时，我们却认为自己是一个孤立的个体，稳定而恒久不变。
我们的头脑历经进化，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体，引导它繁殖后代，因此我们的思想必须能够满足持续的身体需要———我的孩子明天仍然是我的孩子；如果昨天被你欺负，今天我应该对你加以提防。没有这种持续性，社会和人们之间的关系将无法维系。任何人如果能够说服自己，明天早上醒来的他是另外一个人，他将不再感觉愧疚、爱、耻辱或骄傲。
随着时间跨度的增加，多重个体概念变得更直观。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在评判自我和评判他人时，我们习惯采用双重标准，比如，我们倾向于将自己的恶劣行为归咎于不幸的环境，而把他人的恶劣行为归咎于他们的天性。但是，当我们评判遥远过去或遥远未来的自我时，这类偏见消失。我们用评判他人的标准评判自己。虽然很难想象明天占据你身体的是一个不同的人，却不难想象20年后，同一副皮囊将被不同的人占据。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许多年轻人对于存钱养老漠不关心；他们觉得这样做等于把钱送给一个陌生的老家伙。
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以往被称为多重人格障碍）患者中可以看到多个自我的激烈冲突。这是一种尚存争议的疾病，很少被确诊。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病例突然增多，尤其是在北美地区。这一现象可能有多个解释：这一疾病在1980年版的《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首次被列为独立门类，与此同时，一系列关于多重人格病例的研究论文得到发表。此外，1973年的小说《Sybil》和1976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引起人们对多重人格的兴趣。影片由莎莉·菲尔德主演，讲述一个有16重人格的女人的故事。
心理学家认为，病例的激增并非因为诊断方式的进步。相反，心理医生可能在无意中诱导他们的病人创造出不同的人格，往往通过角色扮演或催眠的方式。近几年，误诊的后果逐渐明显。许多被诊断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病人起诉他们的心理医生。一名妇女指控她的心理医生用暗示性记忆“恢复”技术让她相信她有超过120种人格，其中包括儿童、天使和一只鸭子。她获得200万美元的赔偿。
无论是什么造成了病例的增加，众多证据———包括最近的脑图像扫描研究———显示一些人确实在不同自我之间转换，而这些自我有不同的记忆和个性。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让一名可以自由在不同身份之间转换的病人听录音，同时对她的脑部进行PET扫描。当录音陈述这名患者的一次创伤经历时，她负责自传性记忆的大脑区域开始活跃，然而这只有在她转换到经历这一创伤事故的身份时才会发生，如果切换到另一身份，听录音时会激发其大脑另一部分的反应，仿佛在听陌生人的经历。
许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认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应该被视为普通多重人格的极端表现。以记忆为例。身份识别障碍的特征之一是不同身份之间的失忆症———一个自我无法获知另一个自我的记忆。但是，对于普通人而言，记忆严重依赖环境，当处于和事件发生时类似情境时，记忆最容易被调动。如果学习和测验在同一房间进行，有助提高学生成绩；假如一个人在愤怒状态下获得某一信息，那么他更容易在愤怒状态下回忆起这一信息。某人醉酒后的经历在他再次喝醉后更容易回忆起来。
人格也会随环境变化；即使最蛮横的恶棍与同伙在一起时和与他的祖母在一起时的表现绝不相同。在干坏事时，我们对情境的依赖更加明显。上世纪20年代，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对1万名儿童进行系列测试，将他们置于不同环境下，比如给他们考试作弊的机会。他们发现，测试结果严重不一致。比如，一个孩子在运动场上作弊的可能性与他（或她）是否容易对老师撒谎几乎毫无关系。
最近的成人实验发现，微妙的暗示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惊人影响。美妙的气味，比如新鲜出炉面包的味道，让人们更善良、更愿意帮助陌生人；糟糕的气味，比如臭屁的味道，让人们变得更尖刻。如果你让人们整理语句，假如语句中包含“荣誉”等正面词汇，几分钟后，这个人会变得更有礼貌。这类发现和上世纪60年代斯坦利·米尔格兰进行的一系列经典实验结果吻合。米尔格兰的试验表明，普通人会对陌生人实施残忍（甚至可能致人死命）的电击，只要告诉他是权威科学家命令他这样做。所有这些试验说明，我们每个人都包含多个自我———有的暴力，有的顺从，有的谨慎———不同的情境可以把不同的自我推到最前方。
一颗头脑里居住的人格数量并不固定；我们随时可以添加更多自我。事实上，增加多个自我的能力是获得快乐的关键。毕竟，最普遍的娱乐方式并非性爱、吃东西、饮酒、吸毒、社交、运动或与我们所爱的人相处，而是参与我们明知道并不真实的体验———读小说、看电视、做白日梦，等等。
享受小说需要人格的转换，暂时放弃自己的身份，尝试其他人的身份，尝试他们的视角，从而分享他们的体验。这让我们能够享受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接受的虚构情节。当看到托尼·索普拉诺（美国电视剧《黑道家族》中的黑帮老大）杀害某人时，你的反应不同于对待真实的谋杀；你接受并适应索普拉诺的世界中的部分道德前提。你变成了托尼·索普拉诺，哪怕只有短短几秒钟。
一些想象的快乐需要创造另一个自我。有时，我们和这些自我互动，仿佛他们是不相干的其他人。这听上去也许很可怕，但绝对可能，正如精神分裂症患者认为源自他们自己头脑的声音来自外部。只是在通常情况下这些想象是无害的。在孩子身上，我们把这些另类自我称为幻想的朋友。曾深入研究这一现象的心理学家玛丽乔·泰勒有3大发现。首先，有幻想朋友现象的孩子并非孤僻的失败者，或边缘精神病患者。相反，他们比其他孩子更擅长社交。其次，这些孩子很清楚那个朋友是自己幻想出来的。第三，幻想朋友是货真价实的不同自我。他们通常有不同于幻想主人的欲望、兴趣和需要。作家亚当·戈普尼克这样描写他女儿的幻想朋友：查理·拉维奥利，一个时髦的纽约人，最明显的特征是总是在忙，没有时间陪她玩耍。
幻想伴侣在成年人身上很少见，但他们确实存在。泰勒发现，许多在多部作品中使用相同角色的作家声称，这些角色有自己的一意志，并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有意识地在头脑中创造另一个人物，并短时间与之互动并不少见。多数白日梦中的角色都是虚构的，有时仅仅扮演某种实物道具（比如想象的运动伙伴或性爱对象），但更多情况下是能互动交流的人。我们所有人时不时都会和并不存在的人对话。
有时，我们从扮演另类自我获得乐趣。这一现象在孩子身上最为常见。他们常常在游戏中扮演士兵或狮子。成年人同样乐此不彼。互联网似乎就是为尝试另类身份而发明的。社会学家谢丽·特克发现，人们经常创造分身，并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探索另一种选择。她描绘了一个被父亲虐待的16岁女孩创造出多个网络身份———一个16岁男孩、一个更强壮更自信的女孩———试图用这种方式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但是，多数情况下，身份转换仅仅是为了创造乐趣。一个男人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做女人；一个异性恋者可以尝试同性恋；一个害羞的人可以尝试变成派对灵魂。
网络另类世界比如《魔兽世界》、《第二人生》越来越受欢迎，一部分人花在网上的时间比真实世界还多。我认识的一位心理学家让他的助手尝试一款角色扮演游戏，并报告她的感受和游戏中其他人的行为。这位年轻女士一去不返，比起真实世界，她更喜欢虚拟的世界。
如果所有住在同一个脑袋里的自我都像一个小组一样精诚合作，为共同目标奋斗，生活该多充实。但事实上，它们互相冲突，有时导致上瘾行为和强迫症。
人生被看成善与恶的斗争，理智和情感的斗争，意志和欲望的斗争，超我和本我的斗争。在电影和卡通片中我们无数次看到这样的画面———一个人的左右肩膀上分别站着天使和魔鬼。另类观点保留天使和魔鬼，却抛弃了夹在中间的人。互相竞争的自我不在你的肩膀上，而在你的头脑中：天使和魔鬼，想保持身材苗条的自我和想吃蛋糕的自我，全部都活在一个人的头脑里。精神病医生乔治·安斯利说，我们可以通过不同自我在不同时期的强弱来理解它们的互动。假设开始时，节食者力量比较强大。如果将力量分为10等级，节食者的强度为5，吃蛋糕者的力量为3.你在潜意识中跟踪双方的力量对比。于是克制住想吃蛋糕的冲动。但随着和蛋糕距离越近，吃蛋糕者的力量增加到6，反败为胜，占据主导意识，此时，你决定吃蛋糕。这一过程就像指挥棒的交接。
有时，一个自我能预感它将被另一个自我主宰，从而采取预防行为———这被称为“自我约束”。托马斯·谢林和哲学家乔恩·埃斯特曾详细研究这一现象。“自我约束”意味着占主导的自我，采取预防措施，阻止另一个自我谋反。《奥德赛》的主人翁尤利西斯希望听海妖的歌声，但他知道这会让他投海自杀。于是，他让水手们把他捆绑在桅杆上。节食者少量购买食物，预防暴饮暴食。戒烟者告诉朋友，无论他如何乞求都不要给他香烟。在探讨暴食症的专著里，弗朗西斯·普罗斯描述一个女人打电话给酒店，要求从她预订的房间拿走所有食物。现在有一种闹钟，设定时间一到，它不但会发出声音，还会“溜走”，迫使你起床找出这个逃跑的闹钟。
你还可以用隐瞒信息的方式战胜另一个自我的暴动。如果你害怕在某种情境中惊慌失措，你可能会刻意掩盖令你恐怖的信息———走钢丝时，你会避免往下看；如果害怕股票价格稍微下跌就会急于抛售，你可能故意不去关注行情。经常迟到？把你的手表调快10分钟。爱吃醋？避免和伴侣谈论哪位朋友最性感的话题。
最近，我和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弗兰克·凯尔及凯瑟琳·科尔一起研究了儿童对自我约束的理解。我们给孩子们看一段影片，表现人们的各种自我约束行为，要他们解释看到了什么。这些孩子（年龄4至7岁）可以轻易理解一个人把游戏机放在最高的架子上可能是为了避免另一个人拿到它。但是，自我约束的概念让他们困惑：他们无法理解把游戏机束之高阁是为了阻止自己玩耍。
但是，虽然小孩无法理解自我约束，但却能够付诸实践。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经典实验中，心理学家告诉接受试验的孩子，要给他们棉花糖，但如果他们能够等几分钟，获得棉花糖的数量更多。可以想象，等待是困难的，但一些孩子仍然做到了，他们无意识地采用了自我约束———避开目光，或者用物体挡住棉花糖，压抑容易被诱惑的自我。
甚至鸽子也能自我约束。安斯利实施过一个试验。他把鸽子放在一个发光的按键前。如果它们立刻去啄红键，将立刻得到小小奖赏，但如果它们等到按键变暗再去啄，将得到更多奖励。鸽子们几乎总是选择立刻奖赏———对鸽子而言自我克制似乎太艰难。但是，在按键变成红色前会有几秒钟变成绿色，如果此时去啄按键，将阻止它变红，从而排除小奖赏这一选项。一些鸽子学会使用绿键，帮助它们等待大奖赏。
试图约束的自我也有它自己的资源。与坏自我斗争是一项庞大的生意；书店里整排书架上的书都在教导你如何和坏自我斗争。我们贿赂、威胁、诱惑，不折手段，正如对付一个吸毒上瘾的朋友。“我发誓只在特殊场合喝酒”之类的含糊承诺往往会失败，坏自我擅长钻空子，可以把任何时候都解释成特殊场合。“我绝不再玩电子游戏”这类决断的承诺同样行不通。因为坏自我会争辩说，这种规定是不合理的，更糟糕的是，你一旦失足，它又会辩解说这种规则根本行不通。对于节食者的每个理由———“这个减肥食谱确实有效，”或是“我的体重开始减轻了”———暴食者都能找到反驳的理由———“这不可能有效”或者“我太虚荣了”或者“人只能活一次”关注长期利益的自我疯狂关注健康生活指南，而爱吃蛋糕的自我专门寻找那些宣扬肥胖不是什么大毛病的证据。
过去的观点要简单得多。根据传统理论，一个独立的目光长远的自我会努力反抗冲动、强迫行为、不良习惯。作为个体或社会，要选择并不困难，因为受威胁的只有单方利益———这是个人与他（或她）的欲望的战争。虽然做正确的事情很难，但决定仍然建立在理性个体的理智思维之上。以这种方式看问题意味着，我们通常误解究竟什么让我们快乐。再回想一下生孩子后发生的事情。无论你如何试验，孩子只会减少我们的快乐。证据不仅来自日记研究；对夫妻满意度的调查发现，夫妇结婚初期通常是幸福的，有孩子后快乐减少，当孩子离开家后，又变得快乐起来。正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所说，“无论媒体说什么，‘空巢综合征’的唯一症状就是笑容的回归。”那么，为什么人们坚持相信孩子能带给他们快乐？吉尔伯特说，这是一种假象。当人们相信孩子带来幸福，这有利社会，因此，我们被渲染孩子可爱迷人的图像和故事所湮没。我们以为他们会让我们快乐，其实未必。
多重自我的理论提供不同的视角。如果争夺幸福的战争等于不同自我的战争，我们将无法确信正确答案。一个在亚马孙雨林中艰难跋涉的人渴望回家享受舒适的热水浴；而几周后，当她回到家中又对自己勇闯热带雨林的勇气而沾沾自喜，这两种冲突的情绪完全没有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亚马孙雨林中的人和安全回到家中回忆冒险经历的根本不是一个人；正如相信孩子是人生最大乐趣，但真正和孩子相处却如坐针毡的人不是同一人，虽然他们分享同一个身体和头脑。
即使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个人口众多的社区，不等于所有社区居民有同等发言权。一些成员好比无足轻重的儿童———我不能把投票权交给一个6岁孩童。正如在社会中一样，我们头脑中的成人有权利和义务管教孩子。事实上，说到个体头脑中的“儿童”和“成人”不仅仅是一个比喻；关注长期利益的自我更成熟，更有经验。我们人生的多数时候并不想吸可卡因、抽烟或者暴饮暴食。这意味着，关注长期利益的自我有更多思考时间。它比较不自私；它会和其他人交流、读书学习，如此种种。它试图控制贪图眼前快乐的自我。它主动参加戒酒组织，购买会逃跑的闹钟，去看心理医生。在乔恩·埃斯特看来，关注长期利益的自我、不醉酒的自我是更真的自我，因为它试图约束目光短浅、贪杯的自我。这个远视的自我是“成人”。
政府和企业认识到人头脑中不同自我的战争，开始提供约束方案。在密西西比州，成千上万的赌徒签署了合同，保证如果他们再度踏足赌场，赢得的所有金钱都将被州政府没收，并可能因此锒铛入狱。我在耶鲁大学的同事建立了一种网上服务，任何有不良嗜好者都可进网站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并压下一定数额的金钱，确保自己达到目标。如果实现目标，钱如数奉还，如果失败，抵押款将被捐献给慈善机构，甚至是你反对的某个组织。一名试图每周减肥
这种自我约束的自然延伸被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和法律学者卡斯·桑斯坦因称为“自由派家长作风”———一方面人们有选择或不选择约束的自由，但在另一方面，这些选择偏袒“成年”自我，所以又带有家长作风。比如，许多人无法为未来存钱；他们发现选择退休计划太麻烦，太让人头痛。泰勒和桑斯坦因建议企业把参加养老储蓄设置为缺省方案，如果雇员要选择不储蓄反而比较麻烦。第二个例子是器官捐献。当被调查时，多数美国人说，在因意外事故脑死亡的情况下，他们愿意捐献器官———但是，其中只有一半人主动注册成为捐献者，携带器官捐献者卡片，或者在他们的驾照上表明自己愿意捐献器官。泰勒和桑斯坦因建议让愿意捐献器官成为缺省选项，不愿捐献者可要求退出。但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则等于默认成为捐献者。此类提议不但引起学术界的思考，而且开始影响法律和国家政策。泰勒和桑斯坦因担任众多政客的顾问，其中包括新当选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那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吗？让自我约束更加容易确实很有吸引力。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启动了一个软件、它将暂时切断网络，规定时间内不允许我重新连接网络，从而迫使我专注写文章，无法上网看邮件读博客。一位自助手册作家提出一种更苛刻（更昂贵）的方法———切掉网络连线，交由快递公司寄还自己，这样可以确保一整天无网络干扰。此外，还可以用化学方法巩固“成年”自我的力量。有一种叫Adderall的药物能够提高注意力。记者乔舒亚·福尔说它让他能连续4小时不间断习作，远超过他从前的记录：“我头脑中那个好奇邮箱中是否收到新邮件的自我似乎被关闭了。”
当然，如果执行约束的人是别人则另当别论。如果我的系主任强迫我服用Adderall，我肯定不会高兴。如果政府因为我太胖且不打算减肥而要我交罚款（亚拉巴马州正打算以这种方式逼迫公务员减肥），我同样会高声抗议。但一些“外部约束”已经存在———比如申请离婚或购买枪械的强制性等待期。你最终仍然可以选择离婚或买枪，但规定迫使你三思而行，让谨慎的自我有时间约束冲动的自我。由于政府和公司不断在让人们做选择（比如是否成为器官捐献者），不可避免地，它们需要提供一种缺省选项。如果必须做决定，为什么不让它朝着符合个体和社会最佳利益的方向倾斜？
问题的症结在于，“成年”自我未必永远正确。有时，贪图当前快乐的自我不该被约束。当然，多数上瘾习惯应该被戒掉。当母亲吸毒成瘾，毒品带来的快感似乎会劫持原本用于产生母性的大脑区域。从这方面看，强制戒毒是绝对合理的。另一方面，从神经学和心理学角度看，母亲对孩子的爱也可以看成一种瘾。但约束母爱的做法不仅奇怪更不道德。这一种瘾是好的。一个过度肥胖者需要更多自我约束，相反，一个强迫性节食者则需要少一点儿约束。对于戒掉网络色情游戏、把更多时间用来给穷人盖房子的人，和一个战胜陪孩子玩耍的短期欲望、把更多精力用于赚他的第二个100万的人，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成熟的深思熟虑的自我不应该永远胜利。
在道德问题上尤其如此。许多残忍行为的施行者都是那些无法控制短期冲动的人。但是，聪明理智的人同样能够作恶，他们擅长用反复推敲的信仰系统压抑更善良的天性。许多奴隶主为奴隶制辩护时说得头头是道。他们争辩说，奴隶制有利于被奴役者，《圣经》说，非洲人是哈姆的后代，上帝诅咒他们世代为奴。自杀炸弹等恐怖主义行为通常并非冲动之举；它们经过长期策划，是深刻信仰的产物。最恐怖的理智误入歧途的例子是纳粹医生。心理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研究这些侩子手后发现，这些人长年来故意回避本能的情绪，创造出利夫顿所谓的“奥斯维辛自我”，使他们能够逃避正常情感，阻止人类天生的良知干扰他们的工作。
我不愿意和一个被及时行乐的冲动所主宰的人做邻居，我也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人也有问题。不同自我的互动和竞争、长期利益和短期冲动之间的平衡对我们的身心都有益处。人们头脑中的“自我”社会不该奉行人人平等的民主主义，但也更不能接受独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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