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组，儿童和一个好心肠的榜样一起玩。榜样向儿童宣传自己得了好东西还要想到别人，并且带头把得到的现金竞换券放入捐献箱。

　　第三组，儿童和一个言行不一的榜样一起玩，这个榜样口口声声说人人都应该为自己考虑，事实上却把竞换券放入了捐献箱。

　　第四组，儿童的榜样与第三组正好相反，口里说要把得到的兑换券捐献出来，实际上却只说不动。

班杜拉发现，劝说只能影响儿童的口头行为，而对他的外部行为则毫无影响。如果面前有个慷慨的榜样，儿童们的捐献行为就会大大增强。显然，在决定外部行为方面，实际行动比说教更有力量。

然而，现实中的情况往是，父母对孩子的说教与要求是一回事，自己的所作所为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父母若希望孩子品行端焉，自己得道德做出表率。例如，要让孩子不撒谎，自己切切不可用诺言来哄骗孩子。

父母辛勤工作是为了什么？在65%的父亲和57%的母亲眼里，“我努力工作是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不要简单地以为，半数以上的父母将自己的工作与孩子密切联系在一起，而是从中折射出广大父母的一种真实心态：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多卖力，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孩子。“我起早摸黑地干，还不是为了孩子”，“我们家的前途全指望孩子了”，是不少父母的口头禅。这难道不是“有了孩子，没了自己”的真实体现？

我们从调查中发现，年轻父母对培养孩子都充满了信心。只有20%的父亲和11%的母亲觉得“我对培养子女没有太大的信心”，父亲的比例要显著高些。笔者在前几篇分析文章中已经指出，不少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或多或少表现出一些抚养困难及育儿焦虑，而现有的数据又表明，年轻父母整体的育儿自信水平比较高。我们认为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方面，一些父母尽管遇到了一定的抚养困难或育儿焦虑，但自觉能随着养育经验的不断丰富而慢慢加以解决，所以育儿的信心并未削减；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或许有些父母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抚养困难、育儿焦虑及育儿自信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通常会以一种不切实际的自信来替代养儿育儿中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其结果是，瞎撞了一气还自以为是。

家庭中，父母的职责中否应有所分工？29.7%的父亲认为，“照料孩子主要是妻子的责任，教育孩子主要是我的责任”，而仅有7.7%的母亲有这样的认识。二者的观念判别是巨大的。相对而言，母亲较倾向于将养、育二者一体化，由父母共同参与；约三分之一的父亲则倾向于养、育分开，父母亲各有侧重，“分权而治”。

其实，养、育子女实无定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特定情况。而父母双方共同参与，至少在亲子互动的质量及孩子的性别角色发展上是比较有利的。

有35.3的父亲和44%的母亲认为“我常常因为孩子而出现焦虑与烦恼”，母亲的比例要显著高些。这样的焦虑与烦恼有的源自于孩子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或许在此基础上父母会出现抚养困难感；有的则是父母育儿焦虑的具体体现。这不仅大大影响了父母的日常心境与工作，对亲子交往也是不良影响多。持这种心境的父母，通常过分在意与关注孩子发展中的消极方面，而缺乏对孩子发展中的积极方面进行适度的鼓励与强化，有时甚至视而不见。在这样的农行中，家庭的氛围往往是比较消沉的。

现实生活中还有个别极端的例子。《人民日报》华东版曾报道过一例“温柔的禁锢”——在山东济南，有位小学一年级的女生不慎迷路了。从此以后，顾虑重重的母亲就辞职在家专门“照看”起女儿来：女儿不再外出，不再与他人交往，如此整整21年。结果呢，替孩子遮挡了所有的风雨，反而使她的身心都产生了废用性萎缩——女儿的智力从此再也没有发展过。尽管这样极端的事例并不多，但伴随着父母自身的焦虑与烦恼而出现的一系列行为，会对孩子形成怎样的影响，却是值得父母多加思考的。